《菊與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在關于日本人的著裝禮節上曾有過這樣的描述：

日本人認為，主人迎接客人必須要以一定的禮節并換上新衣。因此，在客人訪問農家時，如果農民還穿著勞動服，那就必須要稍等片刻，因為在沒有換上適當衣服并安排好適當禮節以前，那個農民將毫無迎見之表示。主人甚至會若無其事地在客人所等待的同一房間更衣打扮，直到打扮齊整。在此前簡直就像客人不在這個現場一般。

當然，這說的是過去的日本人那嚴格的待客之道。

以個人所見，現在的日本人在遇到客人突然到訪時，雖不至于從容整裝迎客，但出于禮貌，也要拽拽衣襟兒、捋捋頭發后，哪怕僅是著襪，也要連呼“易拉蝦夷”（歡迎）開門迎客的。至于讓不讓客人登堂入室，那就另當別論了。

而“倒履相迎”什么的，在日本人那兒是絕對不可能有的。不過由此也可窺知，日本人在整裝和禮貌之間幾乎是畫上了等號的。

記得在介紹日本人禮儀的書籍中也看到過這樣的描述：

那是發生于我在英國大學教課時的事。我們三個人邀請鈴木先生出外共進晚餐，約好8點鐘在公共酒吧同他會面。了解到他比較注意禮節，我們都穿上了西服。可當走進酒吧時，我們遠遠地看見他穿著襯衫和便褲，這讓我們一下子感到很興奮，趁他未看到我們之前匆忙返回寢室換上便裝。而當我們回到酒吧時，卻發現鈴木先生已穿上漂亮的藍色西服站在那里等著我們呢，原來他早已看到我們了。還真是都夠累的。

本尼迪克特老太也好，上述三位邀請鈴木先生吃飯的事例也罷，都涉及到了一個共同的問題，那就是日本人對自己的著裝與禮儀規范的重視。

其實在日本服裝制服化的今天，這種例子更是比比皆是：

比如公司職員一般上班時都穿西服套裝，他們從套上西裝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儼然變身為一位制服組的“傻拉力忙”（白領），無論從言談、舉止都是一副彬彬有禮道貌岸然的紳士模樣。

但我們知道，下班以后或休息日的他們與工作日相比簡直就是“云泥之差”（天地之差）判若兩人的。酗酒、衣冠不整、放浪形骸也都時而得見；工廠職工亦是如此，從換上工作服踏入工作崗位，那種敬業、一絲不茍嚴肅認真的形象無論從衣著還是表情上就都表現的如小蔥拌豆腐般。

這與工作之余的他們那種粗豪、隨便的樣子同樣不可同日而語。

此外，號稱白衣天使的醫生、護士們，只要被白大褂或淡粉、淡藍的護士服裹在身上，立時平時的談笑聲、隨意的舉止就都一掃而光，立馬“四川變臉”為和藹、親切、動作輕柔舉止小心可給病患者帶來安慰、安撫的“最可愛的人”。

我們知道，日本重視人權，學校亦如是。

平時學校教師在教育學生方面都不得不小心翼翼，學校也基本不會有諸如體罰或涉及精神方面的懲戒等存在，因此，實際上日本學生是很自由的，但即使如此，當學生穿上水手校服走進校園后，學生意識馬上回歸，表面上的循規蹈矩唯唯諾諾還是必不可少的行為舉止。

至于為什么說是表面上的，這是因為在日本的包括小學、中學、高中在內的所有學校幾乎都存在著超出我們想像的“伊擊霾”（欺辱）現象，而且，這種現象還不是校園獨有，而是整個日本社會的普遍現象。

如舉涉及到制服與行為規范的例子，可以說是比比皆是不勝枚舉，在此就不贅述了。

那么，為什么在日本，或者說是日本人之間會形成這樣一種行為規范呢？

依個人愚見，之所以會形成這樣一種整體社會共同遵循的行為規范，其實和制服與日本人的群體意識、歸屬感等是有著直接或間接的關系的，正因為穿上了制服才會使人產生組織意識和團隊意識，有了這些意識和由此產生的歸屬感，自然就會讓人產生出自覺維護群體、組織形象的意識，而欲做到這一點，個人的符合自己身份的行為規范就是不可或缺的必備素質了。

當然，在這方面，軍隊才是做到最好的典范，筆者甚至覺得日本自明治時代就開始在工廠、企業推行的統一服裝也是有著受當時軍隊實施西方軍服制的影響。至于在大正時代，學校開始推廣水手校服，幾乎就可以說是由軍服衍生出來的。

制服給會社、學校、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帶來的這些好處，當然逃不過各種企業、團體的法眼，于是，日本制服業就在這種氛圍下得到了大力、持久的發展，久而久之，由制服衍生出來的各種行為準則，以及融合了禮儀在內的個人的舉止規范就逐漸完善起來，直至形成今天這種讓世人側目的日本獨有的制服行為規范。

制服不但讓日本人的行為更具規范性，其實，它還有著另外一種“非語言交際”的效果存在。所謂的非語言交際是指除了語言之外的所有交際手段，包括肢體語言，服飾等，如舉止、制服、發型、妝容等等。

尤其是對日本人來說，因日語本身的曖昧性和其語法、詞義的多樣性，以及由日式禮儀、行為規則等因素相互作用，從而形成的日本人的含蓄性，使得即使日本人自己在語言交流方面都要時時注意對方的眼神兒、肢體動作等才能真正把握對方的言語所傳達出的真意。甚至在微笑、交換名片、彼此的空間位置和見面時穿的服飾等方面也都能透出日本人的心思來。

換言之，就是說在日本，人與人的交流中非語言因素似乎有時候更能真實傳遞說話人的意愿。

因此，個人認為，我們在與日本人相處和研究日本文化時，理解日本人的非語言交際功能就顯得十分重要，而制服就是這種非語言交際的主要表現工具之一。

如果從文化的角度來看服裝，我們大致可把服裝歸納為以下幾種功能：

首先是服裝能表現出不同的審美意識；

其次，服裝以及服飾上的裝飾品象征著社會身份和地位（尤其是在古代日本，從服飾上就可以一目了然對方的身份）；

第三，服裝還代表著所屬的組織、集團，這是日本社會制服化所帶來的結果；

最后，服裝還是日本人表現禮貌的標志。

這正如什么馬配什么鞍，服裝，不僅在地域、階層、職業、性別、年齡等的不同上會顯示出它的差異性，而且，在什么場合穿什么衣服也是決定服裝選擇的要素之一。

所以，日本人在家、見客或去工作時，對著裝都是非常在意而且規矩繁多的。

由以上這幾種服裝的文化功能來看，服裝，在人與人的交流中，尤其是在非語言交際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服裝同語言一樣，或者有時還會超出語言功能，傳遞給人更多的信息。

以制服為例，如果某一集團或組織的全體成員身著同樣的服裝，那么這個組織要強調的就是所有成員都是作為集團的一份子而存在的。

同時，作為集團標志的制服，它還體現出了抹殺個性的功能，穿上它，每個成員就都得時時刻刻意識到自己是集體當中的一員，要有集體意識，要有組織歸屬感，言談舉止更要符合集體利益等等。

當然，在這個群體里制服同樣能體現出安全感、信賴感和安心感。可見，只是穿上制服，不用語言，它就能表現出如此多的功能，這也說明了制服的非語言交際功能之重要。

一般情況下，日本人認為過分暴露自己的身體不太好，而且不漂亮。這正如日本女性穿和服時一樣，要盡量遮蓋住身體。日本人自己說，這是他們獨特的審美觀。

但是也有例外，比如日本人認為女性露出脖子后面的部分很美，很性感，所以，女性穿和服時會把脖頸涂白并極力與和服后領分開以露出后面雪白的頸項，這同樣是日本人獨特的審美觀。

和服作為始于古代的日本人的國民服一直傳承至今。在今天，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性在諸如結婚、祭祀、畢業式等場合大都會選擇著用和服，所以，從傳統文化意義上來看，和服也可視作是日本人的傳統制服了。

旅日華僑們大都應該參加或目睹過日本人的婚禮，在婚禮上自然也見識過了無數或黑、或白、或綠、或紅；或淡雅、或絢麗的千姿百態的和服，同樣，也見識了和服穿在身，心依然更是日本心的和服裝日本人的各種非語言交際功能，如男性更加的莊重文雅、彬彬君子形象；女性更加的嬌柔裊婷、溫文爾雅之態。

那種與和服裝共生的待人接物之特殊禮儀規范，讓我們看著看著，不覺就會幻化出漢唐時代的服飾和禮儀鏡像來……

而今，這些我們曾經也擁有過的由服飾帶來的非語言交際規范，卻是在日本才能找到那么一絲中華文明的影子，還真就是令人不勝唏噓……

和服雖然如此多嬌，不過，卻也產生出了一些問題：比如和服在其具有制服的非語言交際的行為規范功能的同時，它還被迫具有了引起一些人欲打破這種制服束縛的欲望之功能，讓一些人對此類服飾產生了誘惑。

以他們對和服的異常熱望，甚至有一種讓他們欲透過和服女性那張開的后領一探幽勝之沖動感生出……這也可說是和服的誘惑力之一了。當然，這同樣也是和服的非語言交際功能的一種具現。

制服發展到今天，尤其是女性制服發展到今天，像空姐服、護士服、女警服、女仆服等等，幾乎成為了女性制服的一道道靚麗的風景線，也形成了女性制服的各種優雅的非語言交際規范。

不過，這對于穿制服的人本身來說，除去上面所述的制服之優點外，其實制服還是有一些隱性缺點的，比如制服對本能欲望的壓制；風景這邊獨好，穿上制服還容易引來對女性制服擁有不正常思維之人的覬覦等等。

不過，也正是制服的這些非語言交際功能所展現出來的特性，最后卻形成了日本女性制服獨有的各種魅力來。

綜上，我們就可以感受出制服似乎是屬于“超我”的，它意味著“社會規范”，但同時，制服在日常生活中也壓抑著人的本能欲望。

不過，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而且壓迫越大、超我與本我的沖突也就越大，反抗也就越強烈。

日本國民普遍有抑郁癥，造成這種現象，這固然與日本的道德文化對言談舉止的影響等有關，而制服中含有的負能量對人的個性的壓制，同樣在形成日本人精神壓抑的諸多因素中占有著一席之地，這應是制服行為規范的副作用了吧，也可以說是制服的非語言交際功能的另類具現了。